意义感可能是人生在世最为重要的感受。什么是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？你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？意义感之间的参差比较是如何形成的，它合理吗？
当然，这个话题早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人开始思考了，亚里士多德就会审视人们所做的一切：怎样的生活算是好的，怎样的生活不太好？他把最好的生活的状态称之为“幸福”，人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“幸福”。
今天的这篇文章，摘编自张秋子《堂吉诃德的眼镜》，作者从19世纪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的《幸福》开始讲起，在这部经典的短篇小说里，主人公经历困境后发现，幸福往往越渴望越背离。
01. 幸福从一开始就是反讽
《面纱》
《幸福》这篇小说，讲述了富裕的女主人公伯莎·扬一天招待宾客的生活。她三十岁，生活得很优裕，丈夫爱自己，宝宝又特别可爱。在这一天来宾到来之前，她打理着家里，务必要打造一个完美的待客环境，此时，她内心的幸福感简直爆棚了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：
真的——真的——什么都有了。她还很年轻。哈里和她挚爱如初，他们生活得很美好，是真正的好伴侣。她有一个可爱极了的小孩。他们不用为钱发愁。房子和花园绝对令人满意。朋友们——那些时髦、有激情的朋友们，作家、画家、诗人或者热中社会问题的人士——都是他们愿意结识的朋友。家里有书、有音乐，她还找到一位手艺不俗的小裁缝。夏天他们计划去国外，他们新来的厨子做得一手一流的蛋卷……
（杨向荣译）
过了一会，客人们纷纷上门，他们全都是有头有脸的名人，或者文化学者，所谓“往来无白丁”。大家就各种话题瞎聊着，伯莎·扬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庭院中那棵月光下的梨树之上。最后，曲终人散，宾客告辞，她和丈夫送客出门，远远地读到丈夫对另一位女宾的唇语：“我喜欢你”。庭院中，那个寂寥的梨树依旧。小说结束。
《橄榄树下的情人》
我为这篇小说准备了一些问题，比如：
让伯莎·扬感到幸福的有哪些？“小提琴盒”的比喻出现了两次，你怎么理解？ 梨树意味着什么？
为什么伯莎会经常无力， 她对什么感到无力，她不是一直很幸福吗？
还有一些问题从文本之中延伸到了文本之外：
让你过伯莎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你觉得伯莎幸福吗？
她的生活有意义吗？对你来说，幸福的、有意义感的人生是怎样的？
很多读者认为，这篇小说意在表现一种良好生活的方式，也就是我们要学会把握点滴的细节，通过这些细节让生活变得充满幸福感。
小说中，伯莎热衷于室内的装饰、对审美软装有很好的品味、厨艺也很好，所以她感到无比的幸福，那感觉“仿佛忽然间嘴里吞进一块那天黄昏时分外明亮的太阳，它在你胸中燃烧发亮，一簇细密的光芒辐射到每一粒细胞、每一根手指和脚趾”；有人读得更深了一些：觉得伯莎的生活虽然看似幸福（甚至虚荣），但总有一种孤独感，但又无法解释孤独感的来源，似乎是物质生活丰富以后，人就会感到这种空虚，因为“她没有精神追求”——然而，我的问题是，精神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吗？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物质丰富难道不好吗？追求物质生活就等同于没有精神世界吗？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这组对立概念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？
从文本的细节入手，有人还发现了伯莎幸福的“虚假性”和幻灭，因为小说的结尾似乎在暗示，她亲爱的丈夫哈里出轨了。伯莎开门送客时，看到丈夫对自己女性朋友富尔顿小姐的唇语：“我喜欢你”。可能因为丈夫已经出轨，所以才会在伯莎问及他对富尔顿的态度时，反而故意表现出否定和不屑，嘴硬地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金发碧眼的女郎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追问，如果丈夫不出轨，伯莎就感到了无懈可击的幸福吗？
另一种幻灭来自于性取向，小说中多次出现一个小提琴盒的比喻：“如果身体要像一张非常非常罕见的小提琴一样放在琴盒里封好，那么要这身体来还有什么用呢？”有人猜测，伯莎身体里的性取向和她表现出来的相反，所以才会对小提琴的“适配”表露出不满，因为她更喜欢的是女人，也就是那位富尔顿小姐，伯莎现在感受到的幸福只是满足了当时社会规定的种种指标的幸福。所以，小说中多次流露出她与富尔顿的“心心相印”，伯莎甚至期待着和富尔顿小姐的肢体接触，也相信她明白“梨树”的象征意味。在这里，梨树就象征着女同性恋之间不言即明的“雷达”。
不管是哪种解读，基本上都感知到了伯莎的一个特点：她在表面的幸福生活中，似乎还是有些隐隐的不满，于是，她把这种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情感无言地投射在了一棵梨树身上：
而梨树依然那么美，那么枝繁叶茂，那么宁静。
（杨向荣译）
如何理解这种 “意义感”的“欠然”呢？我们对文本再进行一些细读。
反讽
首先，读文学总是需要一点敏感，看到《幸福》的标题，就要有警觉，它讲述的应该是相反的故事，或者对幸福的反讽。有的作家会用标题来反讽内容，有的作家会在标题里直接反讽。《幸福》就是用标题来反讽；在标题里直接讽刺的，比如张爱玲的小说，名字叫做《小团圆》就是在讽刺中国人热衷的大团圆模式；或者名字叫《五四遗事》，就是在讽刺那些虽然号称新青年，但仍然像遗老遗少一样拥有三妻四妾的男性。因而，一个读者或者观影者看得多了，就应该敏锐地意识到小说或电影“表里不如一”的讽刺艺术，说白了，其实也是一种套路。
如前所述，小说呈现了伯莎几乎完美的生活状态。她在家居摆设与招待朋友之间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幸福，甚至会买下紫色的葡萄来搭配紫色的地毯，把保姆支开独自霸占宝宝也让她乐不可支，高朋满座聊着艺术，推杯换盏吃着美食，“到处都是幸福的宝藏，幸福在她们的胸口熊熊燃烧”。只不过，有一些不和谐的元素始终潜伏在这些幸福中，比如，伯莎看到庭院中，“亭亭玉立的梨树像是在与翡翠绿的天空默然相望”“一只灰色的猫拖着沉重的肚皮，爬过草地，另一只黑猫紧紧尾随其后，那是它的影子。......使伯莎奇怪地不寒而栗”。如果说梨树像她自己认为的那样，象征着自己的幸福，那为何猫总是挥之不去？小说最后，伯莎发现了自己丈夫与富尔顿小姐之间的私情，梨树也还是立在那儿，幸福变成了一种反讽。
冷感
一种冷的感觉，像裂缝一样布满了伯莎的“幸福之热”上，可她又并不清楚那是什么，比如：“餐厅里昏暗无光，还有些冷”“清冷的空气落到了她的手臂上”“她总是觉得冷”……如果把这篇小说简单地理解成因为丈夫出轨，女主人公对婚姻家庭的幸福就幻灭了，那么就看轻了曼斯菲尔德的苦心，因为它预设了一种较为简单的意义感：只要夫妻恩爱，我们的幸福就是无懈可击的。继而，也就把这篇小说简单地理解成了对男女关系、婚姻关系的思考。
实际上，通篇出现的“冷感”暗示着这种幸福在根本上、从一开始就是受到怀疑的，并不是由于出轨才发生的。所以，敏锐的读者需要感知的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，还需要觉察到小说的湿度、光线乃至温度，这一切都在提示着语言未必会说破的情绪走向。
02. 生活的期待：“它应该是绿色的，但不是这种绿。”
可以说，《幸福》展现了一种意义的“欠然之感”，就是那种好像什么都有了，但还是差一点的感觉。差什么呢，又说不出来。
欠然是非常微妙的感觉。好的作品，总是不会写满，而是带一些“欠然的”。上面说的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相比“大团圆”就是欠然的，不曾写满的；《红楼梦》里，大家族最后崩塌，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毡斗篷怅然消失了；《水浒传》，梁山好汉们一路走来，最后还是接受招安了；《西游记》中，师徒四人取得真经回去的路上落了水，他们把经文打捞起来，放在石头上晒，结果晒干取下时，一块书页粘在了石头上，正是佛经的结尾，孙悟空说了四个字：天地不全。这个不全，就是欠然。
欠然有时候也会和惘然之感构成微妙的对照。欠然是未曾有过、或者所得非所愿的状态，惘然似乎更接近于一度有过却又失落的状态。李商隐写的“红楼隔雨相望冷，珠箔飘灯独自归”，就是两人一度相恋过，但是现在只剩一人独归的惘然之感，一切已不复原来。
张爱玲在《半生缘》里有个特别好的比喻，说的也是惘然。男主角世钧和女主角曼桢婚期已近，没想到突然因为两人家世问题引发了矛盾，而这个矛盾尚未解决，两人身上就发生了重大变故，情势由此急转直下，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，缘尽于此。在写到世钧生气地离开屋子时，张爱玲给了一个描述：“天冷，一杯热茶喝完了，空的玻璃杯还在那里冒热气，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似的。”这个描述真是好，如果很快喝完一杯热水，你会发现杯子空了，但杯壁还是热乎乎的，这就是人曾经在这里的证据。但同时，那一段像人呼吸着的热气又提示着，真正在这间屋子里呼吸过的男主角永远不会再踏进一步了，一切已经无可挽回，这就是惘然。
《半生缘》
有一些作家非常偏爱“意义的欠然”这个主题。而且，他们的作品在有意无意间也进行着隔空对话。首先，是契诃夫。
在《幸福》中，有一个细节，宾客盈门后，大家推杯换盏，在伯莎看来，“她多么想说他们多么讨人喜欢，是一帮多么体面的人，如何彼此衬托得更加出色，又是如何让她想起一出契诃夫的戏剧。”曼斯菲尔德并未指出是哪一出，但作为契诃夫的迷妹，她甚至说过，愿意把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一篇契诃夫的小说。可以推测，《幸福》中指的是契诃夫的《三姊妹》，因为这部戏剧同样讲述了关于“意义感的欠然”的问题。
《三姊妹》这出戏剧发生在俄罗斯的一座小城， 三个姐妹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，从莫斯科搬至此处。开篇也是一个宴会的场景。在宴会中人们也讨论起什么是幸福、什么有意义，但是这种论断更像是在说服自己认命，而非真的表达自己。比如，姐妹中的伊里娜认为：
我觉得自己懂得了应该怎样去生活了。亲爱的伊凡·罗曼诺维奇，现在我什么都懂了。所有的人，无论他是谁，都应当工作，都应当自己流汗去求生活——只有这样，他的生命，他的幸福，他的兴奋，才有意义和目的。做一个工人，天不亮就起来到大路上砸石头去；或者，做一个牧羊人，或者做一个教儿童的小学教师，或者做一个开火车头的，那可都够多么快活呀……哎呀！
（焦菊隐译）
但实际上呢？在最后一幕，她吐露心声表示讨厌工作，并不觉得那有什么意义，工作只不过让她变得“脑子空了、人瘦了、丑了”。 既然眼前的意义感无法说服自己，她只能转向更高的层面：回到莫斯科。可是，回去又意味着什么？回去真的就是幸福和有意义的吗？她们并不知道。唯一确定的，似乎只有一种被命运玩弄的感觉： “现在我们认为严肃的、有意义的、最重要的，将来有一天，也都会被人遗忘，或者都会被认为是丝毫无关紧要的。”
《三姊妹》中反复揣摩着人生意义这个话题，而且契诃夫说得非常残酷： 不要试着说服自己某事有意义，如果你对它本身就无法接受的话，因为你的反感就像咳嗽一样，藏不住的。如果对现在不满意，也不要总幻想着换一个地方、换一个工作就有意义了，因为，可能到头来没什么区别。当然，契诃夫绝对不是让人安于现状，他是在思考，我们所谓的“意义感”到底是什么：逃避、借口，还是自欺？
《幸福》通过宴会以及对“意义”的讨论，同样还勾连起伍尔夫的《达洛卫夫人》。《幸福》中，有位来宾说起一个剧本：“只有一幕。一个角色。那个人决定自杀。在剧中他给出了该自杀和不该自杀的所有理由。”我觉得，这正是在精准地回应《达洛卫夫人》的情节。
这部小说并没有安排达洛卫夫人发现什么“出轨”情节，也就是说，伍尔夫连戳破泡泡这个步骤都省略了，完全代之以达洛卫夫人个人内心的挣扎与困惑。与伯莎相比，达洛卫夫人更加接近顿悟的边缘，但这顿悟又迟迟不来，也许永远不来。她所困惑的，同样是目前生活的意义， 对那些给定的意义感和所谓的幸福，有些疑虑，有些不满，但又不知道自己真正需求的意义感是怎样的，也不知道是否能获得。这种状态其实更接近于绝大多数人的状态。在与伯莎相似的陶醉中，她有着相似的虚空：
此时此刻，她委实飘飘然陶醉了；内心剧烈地跳动，似乎在颤抖，沉浸于欢乐中，舒畅之极———诚然，说到底，这一切都是别人的感觉；尽管她热爱这气氛，感到一阵激奋与爽快，然而，所有这些装腔作势、得意扬扬（亲爱的老朋友彼得就认为她锋芒毕露），都有一种空洞之感，好似隔了一层，并非内心真正的感受；或许因为她老起来了，反正这一套不像以前那样使她心满意足。
（孙梁、苏美译）
达洛卫夫人还是感到欠然，还是感到惆怅，哪怕她拥有很多——该怎么形容这种基于满足的落空呢——斯特林堡晚年有一出戏叫做《一出梦的戏剧》，里面有一位广告员，他全部的生活期待就是得到一个绿色的渔篓，但是，他得到后又觉得：“它应该是绿色的，但不是这种绿。”
《随风而逝》
所以，我们看到，整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，“活着的意义”成为了一个问题，困扰着当时的作家，而在这之前，它不太构成问题。
03. 我们如何确定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高贵？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人生意义”。最直观的，打开朋友圈，看看别人发布的内容，就可以发现他觉得最能体现其人生意义的是什么。我们肯定还见过展示房产证、结婚证、毕业证等更加直观的“意义证书”的内容。为什么它们是有意义的？谁赋予了它们意义？
有人说伯莎的生活很空虚，因为物质丰富导致精神贫瘠。可是，许多普通人的生活目的不正在于改善自己的经济水平吗？ 为什么有精神生活就比改善经济水平听起来更高级—— 哪怕我们其实真的不关心什么精神世界，还是会把这个词习惯性挂在嘴边？这一切是怎么来的？
这些问题其实很难问出一个所以然来。只不过，古典时代的人们会比我们回答得更干脆和单纯一些，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意义是“不言自明”的，我把这段时间称之为 意义发明的前夜。 对于一位农民来说，不需要去问劳作的意义。因为当他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时，意义是自动生成与内在镶嵌的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一位古代清教徒人生的意义，他大概率会说为上帝勤勉地工作，响应上帝的召唤，最后升入天堂；如果问一位中国古代书生读书的意义，他大概会说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；问一位明代妇女结婚的意义，她大概会回答，为了传宗接代、延续血脉。
到今天，意义的问题大体上还是被给定的，人们固然会对“为什么高考、读大学、找工作、考公务员、结婚生子”等问题做出很有个性的回答。可是，我们又如何保证这种“个性的回答”不是一种“被给定”的状态呢？就好像，我们如何确定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高贵不是一种“被给定”的价值排序呢？
《面纱》
在意义发明的前夜，人与意义浑然一体。但是在某一个时刻，一场人与既定意义的脱钩发生了，加拿大伦理学家查尔斯·泰勒称之为 “大脱嵌”，也就是“个人”由前现代的整体性宇宙秩序中脱离了出来，把自己看成是“独立自由的个体”，开始积极地为“自我”谋划新的意义。 而“大脱嵌”在文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：文学在客观世界的“参照点”逐渐消失。“参照点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泰勒举了一个莎士比亚的例子。
在莎翁剧中，如果出现弑君等人类社会的行为，那么相应地就会在自然世界、客观世界出现对应，比如奇特的自然时间、夜晚的叫声、猫头鹰等，那是因为人们真的相信人的行为是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甚至对应的。
实际上，除了泰勒举的这个例子，在十九世纪的很多小说里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，简单来说就是有点“迷信”。
但随着小说与人类意识对于传统意义的“脱嵌”的完成，作家们越来越希望通过“主观化”来摆脱对现实世界参照系的依赖与信仰。以至于到了伍尔夫那里，她都开始嫌弃哈代小说里的“征兆”太多了。个人而言，我乐于把《哈姆雷特》中王子发出疑问的那一刻称之为“意义发明的时刻”：
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。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，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，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，这两种行为，哪一种更勇敢？死了，睡着了，什么都完了。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，我们心头的创痛，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，都可以从此消失，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。死了，睡着了。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。嗯，阻碍就在这儿：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，在那死的睡眠里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，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。
（朱生豪译）
如果哈姆雷特处于“大脱嵌”之前，那么他的行为与思考应该是一体的：活下去的意义就是为父报仇。甚至，它不需要被思考，因为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的意义，不报仇就是个不肖子孙！但上述这段深沉的思考，显然表明，接受古典时代的人所信奉的意义是行不通了，因为王子开始从事件的激流中抽身出来考虑复仇的意义。
“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”的复仇意义遭到了质问与怀疑，复仇本身变成了人思考的对象。哈姆雷特在发明新的意义，一种完全区别于传统伦理的意义。这就是发明意义的时刻。莎翁之后，文学处理“意义感”的主题在十九世纪作家笔下变得集中、丰富。他们试图描绘人与意义感相遇时的不同面相。
《哈姆雷特》
04. 拒绝与戳穿意义
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一辈子接受一种给定的意义，并且通过努力获得了它，沉浸在幸福中，这是好的吗？契诃夫觉得——不太好。
在小说《醋栗》中，契诃夫通过一位兄长之口讲述了其弟弟的经历。弟弟在省税务局做小公务员，一辈子就想回乡下，最好是拥有一点田产：点缀着幽径、花卉、水果、椋鸟巢、池塘里的鲫鱼等等，最关键的，是每一幅画面里必须有醋栗。时来运转，他 娶了一位 有钱的寡妇， 婚后没多久寡妇死了，留下的大笔财产让他把梦中蓝图实现了， 他如愿当上了老爷， 长胖了， 种植了许多醋栗， 应付与教育着产业里的农民，感到了极大的幸福。 可是，哥哥却说：
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，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，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，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，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。不知什么缘故，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，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，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，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。
（汝龙译）
难道弟弟的状态不是绝大多数人希望的吗？为什么会让契诃夫化身的哥哥感到绝望呢？
普通人的基础理想无非吃饱穿暖、然后升级房子、好车与好的教育，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（工作或者啃老再或者嫁个富二代）实现这一点。这种生活怎么就令人绝望了？契诃夫接着在小说中做了一个比喻：
“一个有思想的活人，站在一道壕沟面前，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，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，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，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，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？再说一遍，为什么要等？”
什么是自动让淤泥填满壕沟？契诃夫是指，我们自动地接受了生活的意义，让外在的、被指定的意义感填满了内在世界。这是他觉得绝望的原因，因为， 一个有思想的活人应该自己去创造生活的意义，而不是被动地、不假思考地让外在赋予的意义感“填入”自身，甚至为此感到幸福不已。
这种不经省察的幸福，在苛刻的契诃夫看来，是庸俗乏味的。这一点上，冷峻如他，倒是和美国那个满口脏话的麦田捕手达成了一致的观察，在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中，少年霍尔顿同样观察到成人世界的“美满”与无聊——女人一毕业就不读书了，和一些蠢货结婚，而这些蠢货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名牌车耗油多少，或者为了一些无聊的体育比赛而大发脾气。也许在他看来，当代社会乐于挖苦的“中年油腻男/女”也是陷入了被动接受意义的状态。
契诃夫描述了一种人对意义感的“填入”不自知甚至很享受的状态。某种程度上，现实生活里那些醉心于追求外在幸福标志的人，都是他的讽刺对象。从物质实体的利益追逐，到社会等级（官职、职称、名号的高低）的渴慕，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与陶醉其中，因为它构成了人生的头等意义，成为了人去行动的根本理由。对于执著于超越性的俄罗斯作家来说，这是无法忍受的。所以，托尔斯泰会说 卡列宁的追逐是“在生活中逃避生活”；而屠格涅夫会说 罗亭拒绝婚姻的匹配与幸福，是因为有更高的东西在等待着这些人。
《玻璃玫瑰》
可是，契诃夫对人的要求会不会太高了？这是我近些年思考的问题。在第二讲讨论日常/反日常时，也曾涉及过该问题，成为一个平庸之辈、过着平庸的生活就应该受到讽刺？当我们说追逐社会等级和物质利益是粗俗的时候，为什么说追求精神世界就显得很优越呢？就像大家在解读《幸福》时说伯莎有钱而空虚，没有精神追求，好像一个人有了精神世界就更高级一些。这些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会比较 警惕以打压日常平庸带来的精神优越感，因为，它可能同样是被填入的意义感。
什么东西会让精神的意义感也可能是被填入的？文学与文化。卢梭发现了这一点，所以，他才写下了《论科学与艺术》。不能把这部作品简单地视为复古之作，因为卢梭在其中发现，现代社会中有很多控制性的意见在传播，文学就是其中之一，文学会“取悦”人，也就是欺骗人。但卢梭说的取悦类似于让人越来越遵守规则，掩盖自己的缺陷，精致而虚伪。我在想，可能文学与文化还有另一种取悦，就是它会打着高尚、圣洁、精神的名号取悦人，让读者读了之后，接受了那套价值观，还飘飘然地自满于其中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、自己活着的价值比楼下打牌的老太太高级得多，甚至可以化身为启蒙者。可是，无论接受哪种意义的填入，最后产生的效果不都是让自己感觉更好一些吗？甚至可以玩笑地说，意义感的目的就是让自我感觉良好。从这点上来说，倒印证了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的一句箴言：下降的路与上升的路是同一条路。
“意义感”既然总是外来填入的，那么也总是时移世易的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大家都挤破头想进大工厂，那是最理想的职业，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。可是，下岗风潮很快打碎了这种意义感。我本身就是从“大厂子弟”梦幻中醒过来的，这种意义感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后遗症：对稳定的极端渴慕。我的父母这一代到现在都坚信“体制内”是最有意义的工作，所有非体制的工作皆为“打工的”。这种认知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，但悲哀的是， 人的认知其实无法超越时代的框定。我们总是跟在时代决定的意义感后面亦步亦趋，无法超前。
阿瑟·米勒的《推销员之死》描述的也正是时代意义变迁后，个人固有信念被抛弃的悲剧。在这出戏剧中，主人公威利一度非常自负，作为推销员，他人情味儿极浓、人际关系极好，通过这些良好与亲密的人际关系，早年他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可他并未意识到，生意的成功并非源于他个人的魅力，而是因为传统社会就是个人情社会。
但是，当传统的人情社会过渡到现在的原子化或者契约社会时，“有人缘”不再管用，所以，推销员这个职业在当代的文学中消失了。而在《推销员之死》中，威利被逐渐击垮，因为他发现自己所坚信有意义的东西，在别人那里已经烟消云散。
传统人伦世界的瓦解，造成了一度被推崇的意义的消失。阿瑟·米勒从《醋栗》的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残酷的预设与结局：如果一味地相信一时一地的意义感，那么也很容易被它抛弃。在这出戏剧中，一如剧名所示，威利最后因为意义破灭走向了自杀。
《推销员之死》
要拒绝社会主流给定的意义（包括但不限于“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”“996是福报”“努力奋斗，走向人生巅峰”等等） 需要有一双透视的眼睛和独自面对风险的能力。可惜，这种眼睛往往是事后回看时才有，而这种能力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稀缺的。
昆德拉在小说《谁都笑不出来》里描述了这种窘境：当主人公站在荒唐的结局回看，突然发现：“那天晚上，我为我的成功而畅饮，我根本没有想到，这竟是我末日的序幕”，而且，“今天，当人们重新回忆起往昔的尴尬，他们突然具有了一种确切的意义。”
那些我们当时认为是“这个意义”的事情，时过境迁后，都会经历另一番定义，成为“那个意义”。可以说， 人们几乎在做所有事情时，都出于“被蒙住眼睛”的状态，并不真正知道此事的含义。这些前尘往事，一点一滴汇流，聚拢成一个结尾时，它才会被解读出更完整的意义。“蒙住眼睛”的比喻，正来自于《谁都笑不出来》：
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。至多，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。只是在事后，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，当我们审视过去时，我们才会明白，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。
（余中先、郭昌京译）
编辑| 陆森
审核| 王莹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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